在广州的非洲人：在中非两地倒货赚取差价

对于在广州的非洲人，签证续签的时候，也是一场对于人脉、经验和能力的综合考核。只有优胜者，才能获得续签。这不仅是一纸可以往来中非大陆的凭证，还意味着一种理想的生活。

　　很难说清，居住在这里的非洲人到底有多少。如同迁徙往复的候鸟，每年四月，他们从遥远的非洲大陆跋涉而来，在广州的各个角落收购、转销合适的货物。到十一月，再伴随着圣诞节的临近返回家乡。

　　广州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外非洲人社区，当地人将他们的聚居区称为“巧克力城”。

　　在中非两地倒货赚取差价，这是大部分在穗非洲商人的活动模式。部分非洲国家物资紧缺、依赖进口。大到城市基建，小到生活用品，成箱的货物漂洋过海出现在市面，也支撑起了非洲对于广州这座城市的想象。

　　广州成了非洲商人口中的天堂、英雄地。传说，这里遍地都是致富的机会，尽管对外来移民的管控趋于严格，但仍然吸引着客商们义无反顾地涌来。

△除了生意，非洲客商也在这座城市搭建起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想约到Jack并不容易，2017年4月15日，距离他的签证过期还有25天，他正忙着办工作邀请证明。必须有中国公司愿意接收他，并出具盖章证明，Jack才能获得工作签证。而仅公司手续的办理过程就要15天，倘若逾期未办理妥当，则意味着他必须离开中国。

　　Jack来自坦桑尼亚，根据法律规定，坦桑尼亚到中国经商的签证，第一次只能办一个月，等一个月满了之后想续签，必须回到本国去办理，第二次也只能有一个月，第三次才可以3个月，再往后才能渐渐升到6个月，一年。

　　这是他在广州生活的第七年。在最初的四年读书期间，他从未感受过中国的签证如此难办。

　　2011年，Jack该读大学了，父亲给了他几个选择，jack没有过多犹豫，就选择了中国。

　　这似乎并不需要太多的纠结。在非洲，很多人将跨出国门的第一步定在了中国广州，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大批的非洲籍人前来广州“淘金”，根据广东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在穗的非洲人口数量为6000人，五年之后，则增长到20000人，年均增长率为33%。

　　Jack的父亲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早在2006年，他就开始往来于中国与坦桑尼亚之间做生意。彼时，Jack住校，父亲不常在身边，对于中国的模样，更多来自于想象。

　　热、拥挤，这是Jack对于广州的第一印象，虽然坦桑尼亚靠近赤道，但通常温度也只有30到33度。来了广州，Jack才知道，有一种热法，叫做“广州热”，三十六七度轻轻松松击倒他这个来自赤道附近的小伙子。

　　涌入眼帘的除了数量庞大的自行车和汽车，就是人，其中，有很多都是和他有着同样肤色的来自非洲的人。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海外非洲人社区，当地人将他们的聚居区称为“巧克力城”。

　　2016年6月，Jack大学毕业，决定继续在广州生活，才遇到了来中国的的第一道壁垒。

　　一开始，他想直接办理1年的签证——毕竟，他已经在中国呆了四年，但签证官否决了他的请求，他必须像首次从坦桑尼亚来中国的人一样，从1个月的签证开始“升级”，“我问原因，他们告知我没有原因。”Jack说。

　　不同国家的签证时间不一样，Jack告诉记者，他有朋友为了能办理较长时间的签证，都找中介去乌干达办理中国签证，可以办一年。

　　非洲人的“广州梦”离不开生意。广州的出租车司机熟识非洲商人的生意地图：杂货去小北(街)，服装上广大(服装城)，摩配要找罗冲围，二手山寨电子产品离不开大沙头。

　　每个工作日上午十点之后，批发市场开始苏醒过来，“非洲倒爷”们手提大袋子或拉着行李箱，穿梭在摊位和店铺之间，寻找自己需要的货物，到下午两三点，达到一天最热闹的时段。

　　从2003年起，中非贸易开始了迅速发展的阶段，数据显示，2008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到了2009年，中国变成了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来自喀麦隆的Kristain赶上了好时候，2010年，他来到广州外国语大学学习国际贸易，便嗅到了这股潮流。毕业之后，他留在广州，从事中非贸易中介的工作，凭借着读书时积攒下来的人脉和专业知识，他不仅揽下了中国向非洲出口的建筑类生；还揽下了非洲向中国进口木材的生意。

　　第一笔生意是从中国出口地砖去喀麦隆，订单总额高达五十万元，这成为了Kristain的第一桶金。

　　这也是大部分在穗非洲留学生渴望的发展途径：学于此，居于此，并在这里成就一番事业。Jack告诉记者，在他家乡，只有去中国做生意，才是成功的象征。

　　他的父亲可谓人生赢家，初来中国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再回到坦桑尼亚，他敏锐地发现了当地的摩托车市场，并成为了最早一批从中国进口摩托车配件的商人。目前，中国市场已经不足以满足Jack父亲的生意，有时候，甚至要从泰国补充。

　　上大学的第一年，Jack就开始帮父亲在中国采购摩托车配件了。彼时，他还不会说中文，父亲带他来到位于罗冲围的福星摩配市场，指给他几家熟识的商铺：从这家买什么、从那家买什么，jack一一记下来，这算跟生意伙伴结下了“善缘”。

　　商家们也认可非洲客户这种家族传帮带的生意形式，父亲带着儿子来认人头，往后生意便全凭信誉加刷脸。Jack告诉记者，虽然他是从零开始接手生意，但在采购的这些年来，还从没上当受骗过。

　　周末，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记者来到福星摩配市场，虽然很多店都没开门，但零星有非洲客商提着袋子或拖着行李箱来转悠。福星摩配市场旁边的白云摩配市场老板告诉深一度，非洲商客会中文的不多，交流全凭计算器加比划，数量单价甚至砍价，计算器沟通无障碍。

　　每隔几天，Jack就会来一次福星市场，按照父亲的吩咐进货，等配件老板把货物运到仓储的单子拍照发给他之后，他再给他们钱。

　　货物从广州码头运出，途径几周，到达累斯萨拉姆的码头。这是坦桑尼亚的首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然而最近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Jack告诉记者，之前，他每周大约要采购6万多元的配件，但最近几年坦桑尼亚政府提高了税收，且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摩配市场的竞争中来，甚至有中国的企业直接将厂子开到了非洲，售价要低得多，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条链条上游的中国配件商也受到了影响。做小零件生意的老板董军峰告诉记者，一袋小铁片，一百个，利润只有三毛钱。“卖给国内商家，利润高，但数量上不去;卖给外国商家，数量上去了，但很多都只有几分钱的利润。”

　　而就这几分钱的利润，同类厂家竞争得你死我活。董军峰告诉记者，就在白云市场中，同样来自河北，和他卖同类产品，形成竞争关系的有十几家。他们不惜压低价格。

　　他没赶上好时候，隔壁卖轮胎老板潘立昕赶上了黄金时代，2014年，中非贸易迎来历史新高，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当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5.5%。借风扬势，潘立昕站稳了脚跟，如今他每个月的流水可达百万。

　　不过潘立昕发现，从2016年起，来白云市场的外国人比以前少了很多，Kristain更早地感受到了这种苗头，他觉得自从2013年之后，生意就难做了许多。“你看今年广交会人少多了。”

　　2013年7月，中国连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Kristain认为，对于外国人出入境的管理越来越严。

　　根据法律规定，想要长期留在中国，只有当中国的公司对外国人发出工作邀请，他们才能获得工作签证。

　　想要留下来的非洲客们各显神通，Kristain生意不错，甚至在中国注册了公司，顺利获得工作签证；Jack则由在深圳开公司的朋友为他提供工作邀请；而在广州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不少非洲籍人，踏上广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扔掉护照，这样即使警察找到头上，无论中文与英文，都表示听不懂，借此来蒙混过关，非法滞留“我们的警察也不可能懂非洲的语言吧。”三元里街头一位老人说。但另一位广州居民则告诉记者，警察跟非洲人沟通不了，就会从房东入手抓管理，“哪位房东愿意管这种事呢？自然不会随便把房子租给他们。”

　　Kristain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人力成本非常高，现在中国的签证很难办，我甚至不会选择聘用来自非洲的工人。”Kristain说。

　　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要随身携带居住证明。这几年，在非洲人聚居的社区大多会贴提示，提醒外国人要随身携带相关证件，供警察查验。有些较为高档的小区，连门禁卡都联网了外国人的护照信息。

　　2013年之后，相关的管理更加严格。Jack也被警察拦过。当时，他在广州大学城散步，警察拦住了他，要他出示证件。他告诉警察，自己的证件在房间里，如果要看，请跟他一起回去拿。

　　但他的朋友Dick(化名)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忘了及时续签，以至于在被警方在街上碰见之后，发现签证过期了两个月，于是抓了起来，直到Dick父母专程赶来，带他回国。

　　“这只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广州在2013年初，就收紧了对外国人的管理。”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牛冬说。从2013年7月起，他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对在广州的非洲籍人士进行访谈，研究他们的生活状态。

　　“长期来看，广州的非洲人，只是中国社会的短暂存在。”在论文中，牛冬如此写道。他将他们称为“过客社团”。

　　大部分在穗非洲人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庞大不容忽视，却又沉默的存在。三元里非洲人的聚居区之一，他们或借居在小宾馆里，一天80块，或集中住在秀山楼里。记者试图跟他们交流，他们会用英语重复，不懂中文，不会英语。“实际上应该是懂一些的。”一位居住在三元里的老人告诉记者，他见他们买东西，他们能听懂老板的中国话。

　　尽管Jack在广州六七年，和不少中国人成为好朋友，甚至“汉化”到了出门不带钞票，付账只靠微信支付宝，但他仍能感受到细微的隔阂。之前，他注意过一则外语教师的招聘信息，对方希望招一个白色人种的老外来教书——他希望是自己敏感，“教英语应该是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吧，但他们还提出了对肤色的要求。”

　　采访中，Jack拒绝了记者拍照。就在不久前，他和朋友在街上参加活动，被人拍了图贴在了网上，配上了与活动性质无关的文字，图底下一些恶意的评论让他觉得难过。

　　Kristain的问题则出在开公司上，他更希望在经商发生纠纷时，能够受到平等的对待。

　　“不少和非洲人组成家庭的中国人未能帮助其伴侣很好地融入到广州社会中。”牛冬在论文中写道，他告诉记者，由于父母的不支持，很多嫁给非洲人的姑娘，只是单方面地融入了她们伴侣的社交圈，而没有将其带入到自己的社交圈里。

　　“在我进行访谈的两年中，所接触的嫁给非洲人的女性，他们没有一个是父母是同意的。”他告诉记者，很多父母甚至与孩子矛盾很深，以至于不来往。

　　每年四月，伴随着广交会的开幕，大批量的非洲客商来到广州，流连于展位之间，挑选适合他们的货物，下订单。然而今年，无论是多次参会的商家，还是在会场外举牌加印名片的小贩，都觉得今年来参会的外国人少了很多。从2015年起，中非贸易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做，2015年中非贸易额为1790亿美元，同比下滑19.2%;到了2016年，贸易额则为1491.2亿美元，同比下降16.6%。

　　“没办法阻止让穷人前往更富裕的地方发展。”牛冬告诉记者，早在广州走上外贸企业发展的年代，非洲人就支持了“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

　　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数据对于个人而言，显得宏大而苍白。尽管偶尔会觉得困难不少，Jack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广州。这里不仅有更发达的经济，还有更多的机会、更便捷的生活、与更开放的思想。

　　Jack和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们来此，每天一睁眼，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