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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热，夏天扇子不离手，大汗淋漓时，自力更生，制造一点清凉。
上次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南非，虽然正值南半球的春夏之交，我也带了把扇子。扇长尺许，绢面，竹骨，上印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十几方红色印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想不起来这把扇子是朋友送的还是我自己买的，总之在抽屉里放了好几年，出发前翻出来带在身边，但一路走来，天气凉爽，一直没派上用场。
那天在黑人居住区索维托，从展览馆出来，看到教堂前广场上有一个跳蚤市场，十几个黑人男子沿着马路摆摊，摆着木雕、石雕、乐器、工艺品、日用品，都是手工制作，敦朴古拙，别有情趣。大家两眼发光，自动解散，各奔目标，挑选问价。我看了几种，不太满意，就向停车场走去。
骄阳似火，汗水津津，我从背包里拿出扇子，低着头，边走边扇。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堵黑墙，险些撞上。一惊，急抬头，一个高大的黑人男子站在眼前，挡住去路。莫非要抢？南非治安情况不好，时有抢劫案件发生，我头皮发麻，两手下意识地按住了背包。
再看他，似无恶意，正对我微笑，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但我不懂。他急了，指着我手里的扇子。我猜他大概是想看看，就把扇子合上，递给他，他拿在手里左看右看，掰不开。我拿过来，哗地一声打开，对着他扇了两下，又哗地一声合上。他惊呆了，两眼发直，接过来开合几次，再也不想还给我。
他俯身从地摊上拿起一把乌木大梳子，放在我手里，意思是与我交换。那梳子很大，足有两三斤重，不知是实用品，还是装饰物？我摇了摇头。他手拿扇子，转身又抱来一件乐器，半人高，上有五六根弦，用手一胡噜，嘣嘣响，也不知叫什么。他满脸痛苦状，示意自己吃了大亏，你要不换，不是傻，就是苶，肯定不正常。
看样子他是真心想换，但我又摇了摇头。他大惑不解，比比划划，不停地说着什么。看他的表情，可能是说：我用这么贵重的东西与你换，你还不干，莫不是疯了？我伸手要扇子，他失望，沮丧，无可奈何，还有点不甘心，缓缓地把扇子还给了我。
这时，一个更高大威猛、浑身黑得发亮的青年过来，拉着我走到他的地摊前。他是卖帽子的，一个木架上，挂满了帽子，大约有十几顶吧，有的上面绣着艳丽而热烈的图案，有的上面插着五彩缤纷的羽毛，有的上面镶嵌着兽牙兽皮兽尾，都是一针一线手工制作，售价很贵，一顶大约七八十美元。他拿起一顶，戴在头上，伟岸威武，神气活现，如部落酋长。他用手势告诉我，只要你换，这些帽子随便你挑，哪顶都行。
我万万没想到，这把中国的普通扇子，突然身价百倍。这几个黑人兄弟没见过折扇，看它开合自如，上面还有些黑的红的曲里拐弯的东西，以为是什么神奇的稀罕物件儿，都想换为己有，好奇心使他们忘记了价钱。这时，同行的几位作家和翻译小刘看见几个黑人围住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忙过来“解救”。我说，黑人兄弟看上了我的扇子，想跟我换，死活不放我走。他们的意见罕见地一致，异口同声道：“这么漂亮的帽子，干吗不换？换！”
但我还是摇头。同伴们急了：还不快换，你傻呀？我确实有点傻，但也不是没有理由。其一是我怕热，去毛里求斯、新加坡时可能还要用。二是这把扇子，顶多值人民币二十块钱，换人家那么贵的东西，总有种骗人的感觉。倘若他们去中国，看见折扇很便宜，也许会想这中国人够黑的。虽说有钱难买愿意，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但占人家便宜，总归不是好事。
说这些，可能没有人信，说我矫情，索性不说，但就是不换。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在同伴们的嘘声里，在黑人兄弟的失望中，我离开了跳蚤市场。
在新加坡，同伴们看到到处有卖折扇的，又想起这件事，七嘴八舌，开始谴责：愚蠢、迂腐、傻帽儿、不可理喻、顽固不化、油盐不进、后悔药没处买、老年痴呆症前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总之，他们把能想起来的有关词语，都一股脑地抛给我，甚至突发奇想，怀疑这扇子里是不是有什么哀婉、凄楚、缠绵、浪漫的故事？
但随他们说出大天来，我就是徐庶进曹营——一声不吭。我的沉默，使这把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扇子搞得更加神秘、迷离、魔幻。我想，在漫长而寂寞的旅行中，故意制造点儿悬念，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如果再去南非，我一定多带几把扇子，送给黑人兄弟。
作者：陈喜儒
文章来自：北京晚报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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